北京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建都史。三千多年前的商末周初，燕国就在今永定河西岸的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村建古蓟城。从贞元元年（1153年）金代建中都算起，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先后在这个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冲击出来的平原上建都。纵观世界城市建都史，在布局、规模、延续时间三个方面，北京无疑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最后硕果，也是世界同时期都城建设的最高成就。

元大都的设计与建设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础。今天，从曙色微名的清晨到灯焰怒放的夜晚，我沿护城河徐行，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大都梯形城垣下踱步，并攀上直插青云的电视塔向东辽王，我已经看不见业宏伟也残破的高墙灰瓦，看不见古柳依依的护城河，看不见城壕与城墙间的槐树与椿树，看不见历经七个世纪的、环拱着皇宫的九座内城城门和七座外城城门，看不见元代就已经布局好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与街巷胡同格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确立了这个城市的格局，将北京从工人阶级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大工业城市。1952年，细长街上建于金代的绮丽的庆寿寺双塔北拆除（今电报大楼位置）；1957年，外城起门中最大的前有箭楼、中为瓮城、后是城楼的永定门被拆除；1958年，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地铁开工，内城城墙陆续被拆除；1969年，内城城墙被尽数拆除。至此，就只剩下了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角楼和两小段城墙了。而东直门城楼被拆除得尤为可惜，这是北京留下来的唯一的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

扒城墙时为了清运，专门铺了临时的铁路。老式的蒸汽火车拖走了比它更老的城砖。

北京内城和外城城墙——这些砖石土木写的史书——需要四千万块砖。金代筑城，女真族领袖、海陵王完颜亮几乎征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运土是数万人涿州始，“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当时，参与搬运，烧窑、打造石料、上山伐木制城门的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军民死伤无数。“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开的大门外宝铁钉，正面的大泡钉均镀铜。“一木卧倒，千夫难移”，明代修建城垣所需粗大木料来自云、贵、川、粤等地。砌城墙的砖来山东临清、聊城、河南安阳。皇家宫阙的用料，琉璃瓦在湖南和北京门头沟琉璃渠村烧制，皇宫里墁地的金砖在苏州烧制，花岗石是安徽的，青白石是北京房山大石窝的。而石匠多为河北曲阳人。

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中国人就修筑了最早的城池。中国古代有城必有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孟子。公孙丑下》）“城必有郭，城以为民，郭以卫城”，而在“郭”中的“城”与“国”是一体的，倾城就是倾国，城市破即国破。明代北京的城墙庞大坚固，城砖厚13厘米，重达14公斤。清代，为了增加城墙的抗震度和粘结度，砌墙时用糯米、白面、桐油调灰。

胡同——北京古老的城市小巷；城门被拆，必然殃及这些小巷。六百多年前，正是一条条胡同勾连着“内九外七”座城门。现在，在“四通八达”这一规划原则下，北京的胡同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被年作碎砖碎瓦。胡同，明代1170条，清代2077条，1944年3200余条；于今，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含街巷）已不足1500条。

体现“天圆地方”建筑里念的，内敛而又向心性格的四合院，作为一种景观，一种传统，一种生活，一种艺术，它是北京的市徽，是微缩的北京城。今天，四合院的数字在迅速逐年递减。大量的王府、侯门、抱鼓石上雕有小趴狮的簪缨世家的豪宅、庙宇、寺院等文化景观被铲除。历史风貌保留较完整的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旧城的“加速改造”使“文化大革命”中都幸存下来的大量文物建筑、老四合院毁于一旦。大规模改造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不少重要的历史街区整体消失，而代之以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巨型商厦+密集的商品住宅+体量庞大的写字楼。房地产开发商、土地投机者、某些官员视古建为草芥，他们打着“危旧房改造”的名义，正迅速地以推平头的方式蚕食着老城的最后空间。事实上，绝大多数四合院结构尚好，并不是危房，需要的是修缮。


倒塔的胡同陪祀着更早倒塌的城墙。对老北京人来说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扁担胡同、烧酒胡同、司库胡同、香饵胡同、红罗巷、北竹杆、椿树头条等都已成为记忆。推土机推倒了老房，也推到了原本矗立在那里的传统、故事、历史陈说。从宏大到精微，到底有多少古建细节被毁弃？古都的衰落已宣告了建筑哲学建筑美学的黯然和统计学的无能为力。还有，那一种帝都气象，京韵京味儿的湮灭更是不可以言说的。

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不错的理由。近年来，每天都有新的建筑在开工。每年竣工的大楼均超过100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年在拆胡同的同时，要新起五百余座高层建筑和多处大型公共设施。建筑是必须要有空地来加以平衡的。而现在，5.9%的老城地面，麋集了165万人口和整个城市总量半数之上的交通、经济与商务活动。建筑高度失控，建筑体量不断增大，城市功能无止境扩张，使老城不堪重负。原本疏朗、尺度宜人、平缓开阔、低建筑密度的老城，现在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694人。北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12个同等规模的大都会中是最高的。2020年北京总人口将达2100万。

宣武门外有条香炉营胡同。明代，香炉手工艺人多聚居于此。香炉营头条的嘉应会馆是清末大诗人、变法维新的斗士黄遵宪的故居。该胡同23号建有湖南会馆。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曾在此居住。毛泽东当年曾多次造访，与先生共议国事。现如今，这条胡同早已灰飞烟灭。

粤东新馆在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明代严嵩的别墅，“戊戌变法”时的“保国会”旧址和维新派人士聚会之地。1911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就在这里喊出了“推翻封建，建立共和”的口号，并向在京的广东人发表演讲。而就是这一处“戊戌变法”的标志性古建，也难逃被人“蒸发”的命运。

美术馆后街22号一处明代的、1000多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是中国现代基督教领袖，负责中国与东亚片的世界基督教会六位传位主席之一的赵紫宸故居。1950年，梅兰芳先生的家人将此院介绍给赵紫宸。赵紫宸从一赵姓老中医手中买下后（价格约为一百多匹布），一直住到1979年11月21日他91岁去世时。有三百多年历史的22号院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算得上是一个精品。驻足小院，让人想起“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须闭”的诗句。保存完好的室内有落地雕花隔扇、博古架、圆光罩。其正房左侧精雕细镂的“象眼”砖雕极为罕见。“象眼”在房檐下的山墙内侧，由梁、柱、檩三线交合成三角形，酷似大象的眼睛。象眼的砖面上雕有猫蝶图（耄耋的谐音）：菊花、躬身仰首的小猫、斜上方有一只展翅的蝴蝶。1998年初，几位古建专家站在这明末的砖雕前激动不已，禁不住发出惊呼。

但就是这样一所“集建筑、人文、文物于一身”的小型博物馆。也在2000年10月26日被拆，一座高层商业楼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起于其上（近二十年来，基本上都是房地产商屡战屡胜；建筑遗产的守护者则是节节败退）。

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是光绪之父的住处。园内的大小三个湖。最大的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仲秋，满湖芦苇开着白色的小花。湖里还有一种很罕见的铁鱼。庭院中有白果树，枝杈上常落着小燕子。湖旁有假山、小银杏。园边的林子里能撞见松鼠、刺猬、黄鼠狼。秋天，林间小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现在，湖被填平。园内园外近百株古树——其中有一株两人合抱不交的老桑树——尽数被伐，“蔚秀园”已变成了教工宿舍楼。

北京胡同中仅有的一座造型精美、堪称上品的砖混过街楼——宣武区儒福里过街楼是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连接通道。1998年9月修建菜市口大街，掘土机将其夷平。

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原蒜时口16号）四合院，是目前所有红学家唯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雍正七年（1729年），曹雪芹的父亲曹颙被免职抄家，十四岁的曹雪芹目睹了家族在数日之内便有盛而衰的过程。他从南京随祖母到北京，在这一贫民区住了十余年。宣武区南部的民俗和城南底层人民的生活对曹雪芹日后创作《红楼梦》有很深的影响。《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写贾芸买香料：“次日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街，在香铺买了冰麝，往荣府来。”其中的南门大街即指前门大街。旧京的格局是“东富、西贵、北贫、南贱”，或者说是“西城雅、东城富、南城穷得丁当响、北城乱的没法住”。曹家所住的南城多为“下九流”——木匠、棚匠、泥瓦匠、补锅匠、车夫、轿夫、送煤工、送水工，还有民间艺人——所居住。蒜市口是个热闹的去处，从东面进京的人多经广渠门到蒜市口。蒜市口路南路北遍布饭铺、酒馆、油店、车马店。曹家所住蒜市口16号在路北。曹家迁至北京的情形，再现藏于中国第一档案馆的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会》中有所记载，接替曹颙官职的江宁织造隋赫德见曹家困厄，就把抄没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奴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1999年，为了展宽广渠门大街，“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十七间半”的外墙在扩展后的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上，人行道完全可以绕行，保留“十七间半”对扩宽梁广路并无影响，可文物部门不听取专家的建议。房屋拆毁后，专家进行印证性考古发掘，发现地基最底层是明末清初的，院落布局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七间半”，与清《乾隆京城全图》所绘广渠门“十七间半”完全吻合，这证明27号院铁定是曹雪芹故居。故居遗址格局完整，原种移有石础、石磨盘等多处遗迹、遗物。中原堂屋正中上方曾挂着“韫玉怀珠”的匾额（“文革”初被毁）。最值得珍存的“端正直方”四个字。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中写及贾瑞时出现过的这四个字很可能就是曹氏的家训。拆毁曹雪芹故居与拆毁莎士比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故居的性质是同样严重的。数天之内便造成了一个千古大憾，且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责任。如此的暴殓天物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扼腕、凄然、浩叹乃至愤怒。

“平生不下泪，与此泣无穷。”今天，站在已被夷平、已被压在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下的“十七间半”遗址]上，我翘首铅色的秋空，怃然良久，心痛如剜，胸中压着哑言的痛苦，重重的块垒与无尽的惆怅。曹雪芹唯一一处公认的、有案可稽的居住地永远的消失了——北京，这个八百多年来几经动荡都保存了下来的城市，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在未经任何战乱的情况下，被大破大立，被拆除这老城和老城中的古建。这无异于一刀一刀切隔着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历史延续，损毁着一个民族价值无尽的文明与古典。而我，却只能在自己心底里位已经被排摈毁弃，被磨蚀殆尽的老北京吟一阕悲郁骊歌。

京城较老的灰砖灰瓦、梁柱结构和精细的砖雕石刻四合院多为明、清时所建。那时烧砖用豆秸和松柴。烧上好的砖则要用谷的秸秆。——不同的燃料会使砖的硬度、韧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苏州等五府烧制的宫中用的“金砖”更讲究：用太湖湖底的泥。26道工序，5万块砖需耗时三年。砖坯入窑后要逐渐升温：先以糠草薰一个月，用随柴和整棵的柴各烧一个月，再以松枝柴烧40天。洇水出窑后，还要在桐油中浸一百天。

金砖的烧制工艺如今已失传。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做过一次失败的仿照烧制，砖的色泽，硬度，光洁度均比金砖相差许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受邀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他带去的礼品是两块城砖。每块重14公斤。上面刻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这份礼品受到了隆重的迎接——城砖烧制的年代比1776年美国独立要早219年。

说起“建设性破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恶劣的开始，是拆掉王府井至东单一线几十条著名的胡同和数千间老房后，在王府井商业区与东单商业街之间的12米深的地下——旧石器晚期人类生活遗址上，盖起的总建筑面积一百多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东方广场”。这是一个建筑的灾难，也是一次权利与利益的联姻。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对“东方广场”这个愚蠢而又庞大的建筑大加称誉：“位置重要，规模宏大，设施一流，建成后将是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视为北京的第四个里程碑建设。”

“东方广场”以七十余米的高度侵占着原本应该是平缓开阔的故宫周遍，对故宫的文物缓冲带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压迫和破坏性冲击——世界上有太多的纽约、东京、新加坡，可唐诗一样美丽的北京只有一个；唐诗一样美丽的北京不应该沦落成三流的纽约、东京、新加坡。然而现在，“东方广场”至北京站口一线已被诸多专家斥为“建筑的重灾区”。长安街北侧的全国妇联白色大楼与东临的交通部咖啡色大楼色彩的强烈不和谐已成为无法去除的沉疴。混乱的、备受诟病的建筑还有：王府井金鱼合同建筑群，西单以西的金融街建筑群。此外，长安街沿线的经济色彩日益强烈地冲击着原本具有的政治、文化色彩。目前盖到地上四层，2007年完工后高度达到249.9米的“银泰中心”将成为长安街沿线的最高建筑。

“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则，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城市之最伟大者。”（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整个北京城（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建筑物，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丹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罗斯穆森《城镇与建筑》）“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趁势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浸沉在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城市建设》）“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色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被交通干道所围合，使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道所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又有无限的变化。”（美国规划学家亨瑞*S*丘吉尔）

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国际上许多优秀的建筑家不加掩饰地表示着他们对以北京古老文明的流失为代价而建起的所谓“新北京”的失望。北京是一个前朝文化的沉淀物，它不应该以“现代化”为名，被大拆大建成为一座“明天的都城”。美国建筑家R*A*M*斯特恩说的好：“不要把规模等同于荣耀，并且应当记住：激励人们并保持恒久不变的不是建筑的高度，而是它的诗意。”

元代初创、明代有了大致格局、清代扩建并定型的老北京城布局统一有序，层次分明，黄瓦朱漆的红黄二色跳跃于大面积的灰与绿，让人感觉着安谧与安谧中的震荡。然而近二十年来，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房地产开发商引领着对旧城的改造，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杂乱无章、重心缺失、非僧非俗的城市，其表现为：古董+伪古董+洋时髦。古老的遗迹漂浮在紊乱的现代风景中。不进行宏观、通盘和美学上的思索，规划是被动的，是建设在引导着规划。不考虑整体割据和整体色调，见缝扎针，想在哪儿冒出一个蘑菇就在哪儿冒出一个蘑菇。北京城的改造“天天向上”——楼尖是封顶，两楼之间是峡谷。色彩班驳陆离，有红有绿有白，有大面积茶或蓝的反光镜——玻璃幕墙，钢加玻璃的“方盒子”在毒日头下反射着刺目、杂乱和令人烦躁的光。这些建筑语法混乱，与历史文化名城毫无干系，缺乏人情人性，污染视觉污染环境的高层楼宇无序又是不可抵抗地插于一堂一殿一塔一屋之间，使建筑线条犬牙交错，忽高忽低。

近二十年，京城大规模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北京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其城市想盖什么就可以盖什么的都市之一。北京已经成了展示外国设计师风格的“时装之都”，他们在北京抢滩建广厦，弄的北京到处是吊塔生产线下的超级工地。七十年代的“鸽子笼”、八十年代的“麻将牌”、“火柴盒”，九十年代的“欧陆风”，2000年以后的“后现代”（欧式古典基座、超大玻璃墙面、搭配中国传统屋檐，显得混乱和张牙舞爪）、“新古典”等二流、三流全球一体化建筑，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过设计师设计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他们把北京当作了一个最好的建筑试验大工地），蛮不讲理地切割着原有的由紫禁城向周遍匀城、和谐、舒展地向外放散的天际线。古都风貌由此变成了当代风貌，国际风貌。

这批建筑中，还有些徒有虚名的海外设计：或是国外注册的华人公司，或是只用国外设计师做个楼房外立面，再有就是直接从国外买回不入流的设计图纸在北京复制。甚至连家庭装修、街头铺面，也大量出现罗马柱头、希腊山花。面对这种情形，法国学者格拉诺在《现代化北京城市设计特征》中写道：“北京是一个每日都会有新建筑开工的城市。而大量的建筑物看上去却是简易的和临时的……总体结构的严谨与呆板，空间分配的混乱与无序，无论是建筑物还是行人的交通往来莫不如此。”另一位国外建筑学家也指出：“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然而，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都很难见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代建筑，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一想到大量的二流、三流全球一体化建筑也会沦为未来京城考古学的一部分，我们就禁不住为这座都城不寒而栗。

高层建筑俯瞰着四合院元宝脊上灰灰的筒瓦、阴阳瓦、干揸瓦、兽头瓦、青石板瓦。高层建筑还改变着气流走向，阻塞着声音通道。站在“压住前朝风水”的景山——含“景字从日，言日在京”之意——的万春亭极目向北，最打眼的建筑当属鼓楼和钟楼。“东四、西单、鼓楼前”，这三处明、清时期都是繁华的商业街。《红楼梦》中写的“恒舒当铺”其原型就在鼓楼前。暮鼓晨钟，八百多年来，鼓楼不但是京都的报时中心，还是茶馆、当铺、浴池、烟社、布店、米市、饭庄等商号云集的繁华之地。明永乐年间，“鼓楼定夜，每晚击鼓一百八声……”“景钟发声……清宵气肃，轻飚远扬，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照这个说法，钟楼、鼓楼所发之声能在东直门落地。2004年，钟楼、鼓楼恢复了明代从子时子初到子时子正的报时。那一刻，我屏息宁神，在直线距离仅4华里的安定门，并未听到一百单八下鼓响钟鸣。

前海、后海、西海（积水潭）是“北京的古海港”，元时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码头。那会儿，沿岸遍布商肆作坊、亭台楼阁、水榭歌台。明、清时的海子和私家园林——漫园、湜园、方园烘衬。王府——涛贝勒府、恭王府、庆王府、醇亲王府、阿拉善王府遍布。垂柳绕湖，青山隐隐，曲巷通衢，斜街贯通，胡同盘桓，庙、刹、庵有五十余处。海子，这京城内最后一个幽静的去处，最后一方清涟的水域，现在早已是笙歌夜夜，烟波酒影。过度的商业开发，破坏了元、明清以来这一地区形成的“漕运文化”、“海子文化”、“胡同文化”。 沿后海，有近百处菊香町、茶艺坊、咖啡馆、摇滚酒吧、爵士乐酒吧。这些不中不西的去处把诸如“门丁肉饼‘这样的老字号挤到了二环以外。于今的后海两岸已变得恶俗。这里聚拢着白领、洋人、雅土豪、新骚客、寻找情调的文化产业的经营人、生活漂泊的落魄歌手和各色有闲有钱者。

“银锭桥……此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也。”（《燕都游览志》）清初诗人宋荦诗云：“鼓楼西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站在连接前海与后海水道的银锭桥，大批浮泛的、享受时尚而不去叩问历史的游人不再看远山近水而去印证什么“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了——如黛的、绵亘叠嶂的西山已被西边积水潭医院一栋12层高的现代化大楼所阻隔。

作为暴发户的城市，作为充满商业俗丽气的城市，传统的北京不断干瘪、萎缩；而“大游乐场”的“大饼”却赶着工期（每两个月就要换一版市区地图），水里加面，面里掺水，越摊越大。且凌乱驳杂。北京的建设已经重蹈了落杉矶“汽车城市”的扩散模式。

“长安文化”、“汴梁文化”、“北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时期。北京有世界城市建筑中历史文物建筑最多的绝世孤本（西安、开封、洛阳的历史都被埋在了地下。）宫廷府第建筑、防御守卫建筑、纪念性或点缀性建筑、陵墓建筑、园囿建筑、祭祀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娱乐性建筑、桥梁及水利建筑、民间公共建筑（宗祠、神祠、先贤祠、会馆、书院、景观楼阁），这11大类建筑在北京是最多的。北京地上有7309项文物古迹，3500项不可移动文物。然而在这其中，有60%被部门单位或居民不合理占用，不可移动文物被破坏的情形极为严重，文物专家痛心地说：“国人自毁文物更甚于八国联军。”

三千余年建城史（始于公元前1045年的商代），852年建都史和塑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孕育了一个文学传统的，由契丹、女真、蒙、汉、满五族共同建造的古都消隐了。北京，物质遗产中一个极为磅礴而又美丽的曲线中断了。古都无可挽回地衰败、式微，并失却了往日的儒雅与宁静。古都多方透支，已无药可医。古都抛弃了畴昔的华光，畴昔的华光也将古都——这一帧气象阔大的“清明上河”卷轴抛弃。已经由原来的“墙的城”变为没有城墙的城。它只在跨海淀、朝阳两区，留下了至元4年（1267年）元太祖忽必烈在金中都城东北建的、南北长7.6公里的元大都土城城垣；还有就是以东便门角楼为起点，东西向、南北向合计不足1800米的那一段被修饰得光溜溜的、以刻意修整的茵绿草坪为衬、沧桑感全无的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所建的明城墙。“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时日迁流，寒暑易节，城墙遗迹渊默无声地竖立在那里，供那些心痛、慨叹、又只能举鼎绝膑，楚囚对泣的人们凭吊——旧城历史性建筑被损毁过半的老北京只剩下了一个渐淡渐远的背影。伟大都市的标志只能在记忆中驻留和传扬。

历史在递嬗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历史赋予地理以时间和意义。古老的建筑是我们与古老文明之间的一个绳结。我们只是古典文化和建筑遗产的暂时托管者而不应该是断送者。我们没有权利对它们进行恣意的铲除、摧折、损毁。

时光流转，建筑并没有蒸馏，它以人的智慧灌溉着时间。精臻凝练、饱满逎劲、铺张扬厉或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充满着玄象和智性的建筑是蚌中的珍珠，是人类对古老文化的吟哦、歌偈和人类永恒的视觉盛筵。在岁月中日渐古旧的建筑会在沉思中被唤起超越时间的新的生命。

历史是地理的第四维度。如果历史——这趟不会返程的列车的进程是整个人类的遗产，那么拆解或斩断这个物质创造的世界历史正是破坏着整个人类的遗产。老北京负载和传承着古老文化的种种变迁，而失去了人性尺度的新北京确实已经毁弃了几个朝代无数人经过卓绝的努力才淬炼和树立起来的高古、苍润、沉雄的古代东方文明中心。北京城没有得到一个有尊严的归宿。

文化昌明的时代不该是文明衰败的时代。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的博物院”的五朝古都北京是历史的沉淀物。北京应该保留它骄傲的“母体”，而不应该变成一座“明天的城市”。总是说把解放初707平方公里的老北京改造成1.6万平方公里的新北京，也就是说扩大规模相当于近20个老北京（如果不算卫星城，那么市区面积比50年代扩大了7倍）。然而，少建一座桥就可以保存周边10平方公里的古迹，为什么不保留707平方公里的经典老北京，而在经典老北京之外去发展20个——如果愿意，乃至200个新北京呢？

“巴黎和北京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认为北京比巴黎更美。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1938年8月-1939年8月，林语堂旅居巴黎，用英文写了追怀北平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其中的这段话现在读起来已全无意义。

历史远不如北京，面积略小于北京老城的巴黎老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用三十年的时间，在老城之外的西北方向规划了两条相互平行的轴线，并在这两条轴线上建埃夫利、赛尔杰、蓬图瓦兹等新城5座，并将75万人从老城迁至新城。老城严格地限制着新建筑和新建筑的高度；即便是新建筑，也是建筑中的上乘之作，如1977年的富于未来主义风格的蓬皮杜艺术中心，1989年的巴士底歌剧院和拉·德方斯大拱门。当然也有败笔，如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破坏巴黎天际线的蒙巴拉斯摩天塔楼。塔楼一建起来就遭到了各界的激烈批评。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敢在巴黎建这样的东西。1973年始，老城中新建筑的高度被严格控制在24米。老城每一栋古建都被定期修缮。在被确定的文物保护建筑中，哪怕是钉一个钉子都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专门批准。老城人居环境舒缓。坐落在塞纳河两岸和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凯旋门、罗浮宫、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周边，有四百多座花园与四万多亩绿地，林木难以计数。

走在伦敦街头或某条小巷，常可以看到直径约一尺的圆形搪瓷蓝牌，这蓝牌上的文字记载着此间老屋某年至某年曾住过的名人及名人的生辰。老屋的认定由一个专门的“蓝牌委员会”负责。自1867年始，第一块蓝牌挂在拜伦故居门口。老屋一经被挂上蓝牌，便成为“英国遗产”，虽然多数并未被辟为纪念馆，但不得拆除和改变其原貌，并定期得到修缮。这样的蓝牌在全英有七百多块，大多数集中在伦敦。圣雄甘地是反英斗士，但他是“印度独立之父”；老舍1924年至1929年在伦敦教过5年书，其间住在圣詹姆斯花园31号。这些房子都被挂上了蓝牌。

意大利罗马古城除了古迹，连窄街陋巷，断壁残垣都受到保护。罗马并没有像北京一样，到处开宽马路。罗马每1.6人就有一辆汽车，但罗马挤而不堵。罗马充分利用着七条城市轻轨。所有开往“历史中心区”的车辆都必须持有专门的行车证。

威尼斯、罗马、里昂、伦敦、开罗、君士坦丁堡、仿照长安棋盘式格局建造的京都和奈良的老城都保留了下来，并成为今天的历史博物馆。

也是为了保护老城，基辅分新区老区，第聂伯河两侧，一边是18、19世纪的古典主义建筑，另一边是各式新建筑，由此而解决了交通、人口增加和旧城保护问题。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永不沉没的方舟。与中国土木建筑不同，处处用石头说话的圣·彼得堡的大、小涅瓦河畔，今天依旧是帝俄气象：18~19世纪的、钟塔高130米的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大教堂、喀山大教堂、卡赞大教堂、百多米高的伊萨克基辅大教堂，冬宫（建于中国乾隆年间）、夏宫、斯莫尔尼宫、塔弗列奇宫、彼得霍夫宫、阿尼齐科夫宫，金色尖顶上托着帆船的海军大厦，“北方威尼斯”壮观的沿河楼宇和穿插其间的五十余座博物馆无不起伏着诗的格局与韵律。形制各异、雕有精美雕塑的340座桥梁把俄罗斯巴洛克风格、俄罗斯正教风格、古典主义风格的各色建筑串联起来。二百多年来，几代建筑师似乎在凸显个性的同时又对熔铸民族性格的建筑语汇有着一种共同的约定，从高处望去，和谐整体的建筑群落在苍茫的暮霭中沉雄、厚重、端丽、寥廓，在令你心灵悸动、心底升起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主旋的同时，让你觉出一种美丽而又明亮的忧伤。

圣·彼得堡不但有着“宏伟的纪念性”，它还是深沉的、具有苦难气质的俄罗斯文化精神的一个象征。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芬兰湾上空的“白夜”，“我爱你围墙上铁铸的花纹/和你那深沉静寂的夜晚。”——你可以感受普希金对圣·彼得堡城的赞美，《外套》、《罪与罚》——你还可以找到与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相对应的洒满阳光的涅瓦大街和某条神秘的小巷。圣·彼得堡抚育了屠格涅夫等一大批19世纪经典作家、艺术家。圣·彼得堡对旧城保护性的开发也真正地使古典建筑有机地融入到了“当下”。你阅读着圣·彼得堡时，你是在阅读着一本欧洲近代建筑史。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冬宫考工记第六》）这段话是在说，都城为正方形，每条边九里，四面城墙上分设三座门，城里有九条直街和九条横街，南北的主要街道能并行九辆车。城的布局，宫城居中，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商市在后，朝、市的边都有百步之宽。从汉末、唐长安、宋汴梁到金中都、元大都，我们在中国各大都市都看到了这种方整有序的城市规划。而“城围三重，宫城中央殿阁辉煌，坊里划一，街道笔直，坛、观、寺、庙云布”的周朝都城的正方形制的北京，原本是气象阔大的东方第一文化古都。可现在，却只能从林立的高楼中端出四倍于紫禁城的天坛，还有元朝皇室的祈福地，明代的禅宗寺庙，清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中心的白塔寺等几处文物盆景。

2005年6月16日，西城区赵登禹路北端东侧的八道湾后院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这一工作是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委托西城区房地产管理中心进行的。同年8月8日-10日，八道湾西侧鲁迅写《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的三间鲁迅书房在三天之内被拆除。拆除前，各界人士在鲁迅书房前作最后的告别性探访。一些深爱先生的人在故居前徘徊许久，他们或是垂手无语，或是无奈地仰天浩叹。专家在报上痛心地撰文，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此次拆周宅是一件严重地破坏文物的行为。

现在，北京划定了30片文化保护区。而这30片文化保护区只占旧城总面积的21%。这本身就是规划性破坏。这意味着30块文化保护区之外可以不顾全城的和谐而大拆大建，最后将这30块文化保护区孤立起来。不但如此，这30块文化保护区也并没有实行真正的保护，旧房仍在拆毁，新辟的多条马路正欲穿行其间。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已不足15平方公里。2005年7月，宣南文化的发祥地，明清会馆的聚集区，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以南，以米市胡同贾家胡同为中心的十几条胡同又将被北京国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现代化”。这次拆迁殃及三百过个明清以来所建的四合院。这其中有著名的泾县会馆（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旧址）、潮洲会馆、浙江会馆、江阴会馆、开郑会馆、河北会馆、重庆会馆、六安会馆、太平会馆、关帝庙、观音庵、华严庵、秋瑾故居、曾国藩故居、张君秋故居、李万春故居、奚啸伯故居、清代大学者潘祖荫和李慈铭故居等三十余处会馆、寺庙、名人故居。

与此同时，被拆迁的还有北京至今保存最好、范围最大的一片前门大街东侧以鲜鱼口、打磨厂、冰窖厂、兴隆街为中心的胡同四合院群。此举将毁掉大量明以来的寺庙、会馆、戏台、戏院、米庄、店铺、名人故居。二万余户居民被动迁。胡同被拆掉后，将新辟四横三纵路网，路网两侧为商业区和高档改良四合院。完工后，前门楼子所赖以依托的旧京环境将被涤除殆尽。

2003年是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的纪念日。这之前，大量的古建被修缮；两年前，是北京建城85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原本应该被修缮的古建却已经没有了被修缮的对象。

有别于西方古典建筑个体的雄大、巍然，中国古典建筑所表现的是群体的补天浴日、阴阳五行。“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丰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礼·地官司徒》）木为东，火为南，土为中。“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北京在城市布局上有五方的镇物：京东为木，有距广渠门一公里、距通惠河200米处的皇木厂，这里贮藏了大批从南方运来的大木。京西为金，有大钟寺。寺内有明永乐年间所铸46吨定鼎京师的大钟。钟内外刻着23万个汉梵两种文字的铭文。京北为水，有颐和园。颐和园东堤有乾隆二十年（1755）所铸镇水金牛。京南为火，有永定门外铁路南侧于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所铸高9米的燕墩。燕墩应是北京的徽记。燕墩背面镌刻着汉满对照的《御制皇都篇》、《御制帝都篇》。这是1753年乾隆所书。乾隆在碑文中记述了自辽金以来，在此建都，是因其地势壮阔，左襟右海，右依太行，南有黄河，北枕居庸。京中为土，居城之正中的景山镇主了中部之土，也束住了发脉于太行山系的地势。

建筑艺术创造着美感：“建筑家创造了它的意象：一个有形呈现的人类环境，它表现了组成某种文化的特定节奏的功能样式。这种样式是沉睡与苏醒、冒险与稳妥、激励与宽慰、约束与放任的交替；是发展速度，是平静与跌宕起伏的生命过程；是童年时的简单形式和道德境界充满时的复杂形式，标志着社会秩序神圣和变化莫测的基调与虽然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却依然被来自这种社会秩序的个人生活所重复的基调的交替。”（苏珊*朗格《感情与形式》）南为阳，“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周易*说卦》），以北京的中轴线为例，“主座朝南，左右相称”的中轴线是北京的脊椎骨。在中轴线的北端的地安门与钟鼓楼之间，有一座桥身班驳、古雅、扑拙、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后门桥（万宁桥）。桥西的河旁有镇水的石兽。拱形桥洞下的石柱上刻有“北京”二字。这是一个标志：河水涨到“北京”字处，京城必遭水淹。1957年整修通惠河故道，在后门桥南端西侧，掘出一只一米多长的石鼠。70年代初修地铁，又在正阳门箭楼与五牌楼之间的西河沿河道中，发现一匹一米多高、头向正东横立河中的石马——子鼠午马，元代形成的子午线从永定门始，经正阳门、天安门、午门、35米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神武门、63米的全城几何中心景山万春亭、寿皇殿、鼓楼、33米的钟楼，其间穿插着空间序列起伏的城台、苑囿、府衙、坛庙、牌坊、石桥、封闭的广场、对周围空间有聚合作用的华表，还有会馆、民宅、茶社、店铺。中轴线有几个景别不同的“封闭空间”，每一个“封闭空间”都是一个新的节奏转换。

体现着皇权一统气象的、7.8公里的京城龙脉以金红二色为主，它雄大遒劲，张弛有序：3000米长的永定门到正阳门是舒缓的序曲，高潮在正阳门到景山这2500米，到了景山万春亭，是把中轴线引向了空间立体化。从景山到钟鼓楼向下滑落的距离是2000米。气势的滚动到此还未完，事实上，它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止于钟鼓楼，而是止于安定门、德胜门中间的那堵城墙——中轴线北端是闭合的，这样，“气”才不会流漏。气势的滚动撞在这堵城墙上，它又向东——安定门；向西——德胜门飘然远引，那是中轴线稳稳腾起的两翼，它有收有放，有开有阖。中轴线以东，有在建大都之前就有的、使景观变得盎然萦曲的什刹海和潋滟的三海。众多的灰色四合院环烘着红墙黄瓦的皇宫殿宇，数组青灰色建筑群、城楼完成着对称：东直门对西直门，朝阳门对阜成门，崇文门对宣武门，东便门对西便门，广渠门对广安门，左安门对右安门，天坛对先农坛（山川坛），日坛对月坛，东安门对西安门，太庙对社稷坛。另外，坛庙苑林，市井民舍也依次对称。全部这些建筑由于总体布局的平衡，因之也带来了由个体的相互渗透所造成的整体的安谧与肃穆。

世界上最长的都市建筑线就是北京的中轴线了。1957年，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被拆。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描述过永定门：“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衬映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一直延伸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等开始颤动，垛墙也开始晃动并破碎……”50年代大拆旧城时，梁思成就说过，你们现在拆，50年后你们是要建假建筑的。2003年，在老位置上，又用二百九十多万块砖重建了一个新的永定门。这个新的永定门并没有依照原来的制式和尺度。12根长12米、直径0.6米、重达4吨的“金柱”用的是38万元从南非买进的铁力木。城楼两侧的不锈钢护拦在毒日头下闪着极不协调的刺目银光。

新永定门与要在已被拆掉的曹雪芹故居遗址北侧100米——200米处，复建一个800平方米的三进四合院——赝品曹雪芹故居一样，反应是冷淡的，看见它们更令人心痛！古迹被毁掉了它就永远地澌灭了。永定门和“蒜市口十七间半”的重建物并不具有历史价值。与其花钱打造新古董，不如停下一日快于一日，近乎疯狂的拆胡同、拆四合院的步子，并用这钱去保护和维修建筑遗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北京的命运就会像维克多·雨果在1832年所写的檄文《向拆房者宣战》中所说的那样：“每一天，都有几个字母从那本表示着珍贵传统的书籍中隐没。在不久的将来，当所有的废墟聚成一个大的废墟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与那位特洛伊人一道喊出：‘这里曾经有过伟大的光荣！’”

老房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不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北京老城内比较好的四合院售价达上千万就是证明）。开发商有开发商的孔方，政府有政府的权杖，但在这一切之上，应该有一杆正义的标尺和最高的立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标尺和立场。

都市的发展铲除着差异，打造着雷同。古都大邑的老北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老北京的历史风貌和原始格局也永远地消失了。我——一个不肯违背诺言的人，只能以和周边相区别的方式，在内心做着最后的坚守。稍有闲暇，我便会在已经有一百两百三百年历史的、下个月或许就会荡然无存的寻常巷陌中蹀躞；在灰檐灰瓦、颓门败墙、雁翅影壁和长满青苔的花草砖门簪前驻足；在昔年或以文章警世、或以行动影响时代的人杰旧居前徘徊——我在凋零的古都找寻着雪泥鸿爪，逝川俪歌，内心的家园感和深刻而悲观的历史哲学。朝代积淀，人文印痕，不是什么别的，而正是这一个个“点”撑持着一个老城厚重的根基，沉潜着老北京弥深的性格。

仲夏的一个早晨，我在矿泉水瓶里装满酽酽的茶水。我带上草帽，穿着背心，沿五环向玉泉山方向骑行。

溽暑熏蒸，灼烫的骄阳把公路烤晒得冒油。骑着骑着，迎面呼地吹过挟带着焦枯味的干热风。我握稳双把，分明觉出干热风里卷裹着一股浓浓的都市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