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是司马迁的故乡。从司马迁祠墓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的车开了20分钟左右进入韩城市区，灯火昏暗，周围都是小平房和灯火阑珊的各色店铺，不就，一座突兀的大酒店跃然而出，就是我们要住的银河宾馆。酒店条件还很不错呢，应该有三星半的水准。

 

大家用过晚餐后纷纷出去溜达，我也出去走了走。门前的街道倒是挺宽的，两上两下，两边种有行道树，但是路灯很昏暗。街边的很多店铺都关门了，整条街道只有银河酒店最灯火辉煌了。我走出40多米，进入一家网吧上网。价格很便宜。里面很多年轻人在玩儿网上游戏，隔挺远还高声的聊天呢。网络真是全球化时代的最伟大发明，不论身处大都市还是陕北小城，通过一台电脑一根网线所面对的世界就没有任何区别。

 

当天爬了华山、参观了司马迁祠墓，还坐了很长时间的车，十分疲乏，早早的就睡下了，养精蓄锐，因为第二天还要长途跋涉去壶口瀑布和延安呢。

11月30号到上海出差，结果12月2号嗓子就有些哑了，两方面原因：一是冻得，去年圣诞节在上海过的，那时穿一个外套一件衬衫足以，气温13度白天。这次11月底去以为天气会暖和些，而且12月9号要从上海去广州，我更以为南方冬季不用穿那么多，于是没有带毛衣什么的，穿着秋装就出发了。没想到，到了上海以后白天气温才7度，连着冻了两天，终于嗓子开始疼了，后来我被迫又在上海买了一件毛衣穿。另外一个原因是喊的。到上海的第二天法国大厨给好几十人讲如何做法餐，结果主办方没有给我们配扩音器，于是凭着肉嗓子喊了三个小时，回来以后嗓子就沙哑了。于是当晚就筹划买药和买扩音器（就是导游员常用的那种，头上戴了耳麦，腰里挂个喇叭）的事情。我在北京买过一个，在小商品批发市场里就有，所以知道什么型号卖什么价格。

 

但是在上海很难找到，因为一方面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逛，另一方面是不知道上海的小商品市场都在什么地方以及有没有小商品市场。不过好在后来历次讲座的主办方都提供了扩音设备，这才缓解了矛盾。不过有一次我在福州路上的一家文具商店里看到有买一种功率较小的扩音器的，开价很贵，是北京同类产品的两倍，而且不还价，结果没买。还有一次，在南京路上看见几个推销员用这种扩音器在叫卖商品，于是跟他们打听哪里可以买到，他们告诉我南京路上的华联商厦就有，结果去了也是没有，说从来没卖过，不知道是谁记错了。除此之外，还在上海的几家国美苏宁里找过，也都没有（我在北京的大中电器里看到过卖这种东西的）。

 

来到广州时是中午，下午自由活动，于是我就拿出时间去采购了，不仅买了一个旅行箱，还找到了我苦苦寻觅的扩音器。在广州的前两晚住在花园酒店，在环市东路，位置和繁华度都相当于北京的北三环，我到广州后把行李放在酒店就打车出来逛悠，从酒店一直向东就是一片电脑城，那里大概有十几个大型的数码商场，卖电脑和摄录产品什么的，那天是周日，人头攒动！问了几家，一无所获，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一位售货员见多识广，让我去附近一个电子市场（她特意强调不是数码市场），我按照她的指示去了，这回找对地方了，这家市场里面很多商家都是卖监控器摄像头、电路板之类的电子产品的，其中有好几家经营我要的那种扩音器，但是价格始终砍下不来，不知怎么回事儿。最终，我买了一款和我今年七月份在北京买的一模一样的扩音器，但是卖90年，比北京的价格贵十几元，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惠州产的，离广州还进呢，却比北京还贵，而且几家商户都不肯按照北京的价格卖给我，邪门儿了。至今我也没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

 

不过能够买到我已经非常高兴了，贵十几块钱也认了。因为这次在广东广西的活动主要参观工厂，噪音大，如果还是凭我的肉嗓子喊，估计又要吃不消了，有了这台扩音器我就高枕无忧了。

 

果然，第一天上岗就用上了。第一天开会，用的是那种长轴很长的椭圆形桌子，我被安排在一个顶点上，我估计坐在椭圆形另一端的人听清我说话有困难，于是祭起了我新买的法宝，结果效果很好，休息是远端的人过来拍我的肩膀。

 

第二天，到一家工厂，厂办就在车间旁边，车间轰鸣的机器声音分贝还不低呢，用上新买的扩音器也省了我很大力气。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997年7月4日第一次出国，当时几天前买好了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大箱子托运，小箱子手提上飞机。

 

小箱子很好，规格正好，可以放进世界任何机场的限制手提行李大小的框架中，所以从来没有被强制托运过。她跟我出过两次国，游历非洲和欧洲各国，回国后，又跟我转战南北，从来没有坏过，立下汉马功劳。今年是她跟我的第十个年头，终于，在今年密集的出差中她累坏了，打算退休了。

 

事情发生在从上海去广州的飞行过程中。本来离开北京时我只带了一件行李去上海，但是在上海的8天时间内搜罗了很多东西，所以手提行李变成了两件儿（外加一个大塑料袋，于是我决定把10年工龄的手提箱托运了。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提取行李时发现，她站不住了，四个腿儿被摔掉了一个，拉杆儿也拉不出来了，肯定是航空公司的人野蛮装卸造成的，于是找到行李查询柜台要求赔偿，经过一番矫情，只赔了50元钱，号称是“规定”。没办法，拎着伤员箱子走了。

 

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买这个箱子时花了160元钱，用了10年也该寿终正寝了，不过我没舍得在外地扔掉她，最终还是把她带回了北京，放在家里做固定的储物箱了。

 

到广州的第一天下午就出门买了一个手提箱，黑色的，自重很轻，买的时候卖家开价300，我试着问160卖不卖，结果对方很痛快的就答应了，我感觉亏了。不过这个新箱子我也挺喜欢的，亏就亏了吧。

从华山到韩城，全程高速，只是到司马迁祠墓的支路很窄并崎岖，我们的大车底盘很低，所以只能艰难前行。刚刚领略了雄伟的华山，我当时甚至在想，为了看个司马迁祠走这么险的路值得吗？事实证明，真值！

 

我们到达韩城司马迁祠墓时已经晚上六点左右了，经过旅行社领导联系，这里的工作人员还一直专门等着我们呢。到得祠墓的大门前，我们看到了一条大河，这时很多团员的手机都响成一片，原来是山西移动发来的欢迎短信，经导游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到了山陕交界黄河边了，河对岸就是山西省。我们在司马迁祠墓的门口停车场下车，蓦然回首，纷纷大惊，原来眼前的黄河上飞架着一座高架桥，甚是壮观。

 

 

经介绍，司马迁祠墓所在的位置是韩城以南十公里的芝川黄河古渡口，现在这里已经修了大桥。但是当年的遗迹却保存了下来。祠墓的大门前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叫芝水桥，可能是原来芝水从桥下流过汇入黄河得名。

 

整座司马迁祠建于西晋（大概因为西晋皇帝都姓司马吧），后历朝历代包括金、元两代外族统治者都给予修缮。经过祠墓入口处的清代牌坊后，可见到一条十分古老的石板路，叫司马古道，据讲解员讲其历史可上溯至汉代，因为这里曾经是黄河古渡口，这条石板路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直达长安。从石板的风化水蚀程度来看，此言不虚。

 

 

石板路本不是司马迁祠墓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保留下来不易，所以把她划入祠墓景区了。真正的祠墓在石板路旁边的一座小土丘上，祠墓正门是一座小的牌楼，上书“高山仰止”四字，牌楼后修了一条用青砖立起来铺就的道路，两边高，有台阶，中间低，是缓坡，讲解员介绍是乾隆年间修的，中间用于排水，两边用于走人。然后拾级而上，又有“史笔昭世”牌楼，牌匾是司马迁学会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敬献的。再拾级而上，还有一座牌楼，上书“河山之阳”，表示祠墓位于山南水北。再往上才是真正的“太史祠”院落。

     

 

太史祠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享殿和太史公的坟冢。享殿里有太史公的塑像，享殿前有雕刻精美的石供桌以及历朝历代题献给太史公的诗文石碑。太史公的坟冢为圆形，外有包砖，且砖雕精美，并八方雕刻有八卦图案，外形酷似蒙古包，讲解员介绍这是元代重新修缮后留下的形制。太史公坟冢上生出一颗古树，正好分出五个叉，寓意“五子登科”，所以古代举子进京赶考之前都要来拜谒太史公祠墓。

   

 

参观过太史公祠墓后，天已经全黑，我们一行80多人摸索下山，因为是沿着司马古道下山，而道面的大石板已经风吹雨打凹凸不平了，所以有人用手机照明，另外还真有几位旅行经验丰富的老师带着手电筒，最终一行人等安全下山。

 

还有一个细节，太史公祠墓后面有很多磨盘堆积着，而且有一段路是用磨盘修成的，当然这段路是最近才修的，不知有什么讲究。因为听传统相声里有这么一段关于磨盘修路的故事：一个人用青蛙腿熬汤做吃的，深受欢迎，后来一个有钱的善人借给他钱把买卖做大，当善人来要回本钱时，他把这个善人杀了，绑在磨盘上沉入了河中。不久，一位清官（有说是刘墉的，也有说是清朝一位地方官员的）途径河边，发现无数青蛙不断从河中跳上路面挡住去路，大声叫喊，于是他派手下人从河中打捞出善人的尸体和磨盘，（此段为“青蛙喊冤”）。为了找到磨盘的主人，该清官在县衙发布告示，说自己喜欢收集磨盘，出重金收集当地磨盘，100两一个，结果周边住户都把磨盘送来，财迷的杀人者也把另一半磨盘送来了，经过一一比对，终于找出了真凶。清官收来的磨盘也没有用作收藏，而是用这些磨盘在本地修了一条路。

 

不知道这个故事和司马迁祠墓里的磨盘街有没有关联，也许那个聪明的清官的原形就是司马迁呢！

 

祠墓边上有一座小院儿，里面简单陈列了司马迁家族简史还有当地的一些民俗特产，比如用面做的花馍，很有地方特色呢。

     

这是一部在上海没有看成的话剧。之所以没有看成，是因为我到上海的时候所有的票已经卖完了。离奇的是这部话剧从十一月29日一直演到年底12月30日，每天都演，但是所有的票仍然卖空了，足见这部戏之火爆。平时120元一位，周末150元一位。

 

《无人生还》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作品，法文译名是《Dix petits nègres（十个小黑人）》，法文译名取自书中贯穿始终的一首歌谣的名字。作品讲得是十个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后来一个一个地被杀害，而且死去的方式都和那首《十个小黑人》中讲得十个黑人的死亡方式和顺序一致，每次凶杀案都很离奇，活着的人一直互相猜疑谁是凶手，直到最后一个人也被杀害……

 

我原来看过这本书的法文版，非常精彩，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每天都要看一遍当天的《北京青年报》，不感兴趣的文章只看一下标题，有兴趣的文章才会深入看进去。

 

刚才看报时，看到北京土地供应井喷回造成房价下降一文，毫不留情的就翻过去了，后来突然想到，最近看报标题看得越来越多，内容看得越来越少，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就是越来越“省心”了。

 

总结了一下，“省心”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因为现在有房住，加之房价高启，早已绝了买房的念头，所以对房地产业的风风雨雨以及房价涨跌根本不去关心；

 

因为一直没有养成炒股和买基金的习惯，所以对各种有关股市的消息和股指涨跌也不去挂念；

 

因为没有贷款，银行也不发给我信用卡，所以对存贷款利率的变动漠不关心；

 

因为近期以来美元一个劲儿的跌，黄金一个劲儿的涨，我们小本钱的投资者去炒作根本没什么空间，所以资金都存定期了，所以对外汇汇率变动和金价波动也变得漠不关心了。

 

因为几次买车的冲动都被适时的打击了，所以对车价、油价以及沸沸扬扬的交强险费率争论也都当故事看。

 

呵呵，算下来，现代人关心和热议的股票、基金、车价、房价、油价、利率等热点问题似乎我都不必关心，一天的报纸里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细看的文章了。

 

当人或主观或客观地不再有那么多欲求时，生活就会愈发平静，少了那许多烦心事儿。

自打早年开始学外语，就一直被灌输一些西方礼仪和规矩，包括西餐的吃法。原来还一直比较遵守，但是偶尔也感觉别扭。后来逐渐认同了以人为本和“有中国特色”的理念，打算做一些变通了。

 

比如在去南宁的飞机上，服务员给端上食物来，有一块餐巾，餐巾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放在双腿上，但是这次吃得是面，提了当啷的，即使用勺子托着也难免撒汤漏水，而且我和一般的瘦人不一样，如果汤水儿垂直落下，不是落在我得腿上，而是会先落在我得肚子上，呵呵，我唯恐把衬衫弄脏，于是大胆地把餐巾当围嘴儿，把一个角儿塞在领子里盖在胸前，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面了。其实早年老师就讲过这是吃西餐的大忌，但是没办法了，我有我的国情，而且下飞机就要工作，为了我的衬衫不弄脏，也就不得不牺牲一些所谓规矩和礼仪了。

 

还有一次，在上海的红房子餐厅吃饭，就我自己一个人吃，按照西餐的规矩按顺序要了菜，是那种三道菜的套餐，主菜是鱼，吃完三道菜根本没吃饱，于是我把服务生叫过来，说我还要一个主菜，后来要了个牛排，这才吃饱。我跟服务生调侃，问他有人这么点菜吗，他说偶尔有，不多。呵呵，我估计很多饭量大的人可能即使没吃饱也忍着回家再吃去。后来在广州，有一天回来很累了，懒得去餐厅吃饭了，在房间里点餐，因为很饿，而且头道里也没有我爱吃的，于是只点了两道主菜，一个肉酱意粉、一份意式猪排，送餐的拿了两套餐具上来，一看只有我一个吃又有些吃惊。不管他吃不吃惊吧，我吃的挺舒服的。

 

经过这些小事，我觉得所谓的规矩应该是为人的舒服与方便服务的，而不应该是人为了守规矩而使自己不舒服和不方便。当然，我的做法也只适合于生活中自己行动的场合，如果有外人在场以及在工作、社交场合，仍然应该遵守通行的礼仪，至少是对别人的尊重。

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内住过经济型酒店（在外国住过Ibis，不知算不算经济型酒店），这次在上海尝试了一下，确实超级便宜，尽管设施和服务很经济。

 

我住的这家小酒店地理位置极佳，以我的步速三分钟就走到南京路步行街上了。酒店楼高四层，有电梯，门前的路是很窄的单行线，晚上没什么车走，周围都是卖五金的小店，夜间早早就打烊了，所以晚间周围环境比较安静。门前没有等活儿的出租车，也没有门童给打车，也没有行李员，一切都靠自己。因为在南京路附近，所以白天基本打不到车，出门只好靠走着。

 

大堂很小，有一排沙发，前台有两米宽，经常只有一名女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一般，不过酒店的负责人态度很不错。每位客人的信息都是写在纸上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然后放在身后的柜子中，有点儿像几十年前派出所的户籍管理人员。

 

电梯里没有任何装饰和广告，没有写着星期几的地毯，很朴素。维护的还可以，10天中只坏过一次。酒店的房间都集中在建筑的一侧，就是说楼道的一侧是房间，另一侧透过窗户就看到楼后上海传统民居了，楼道面向民居的一侧安装有很大的窗子，每天晚上工作人员都要把窗帘放下来，是那种像竹帘一样紧密卷起的人造材料窗帘，人在窗帘旁拉动绳子，控制窗帘的卷起或落下。这东西动静很大，每天早上都是拉绳子卷起窗帘的声音代替我的闹钟把我叫醒。

 

房间的门四周透光，门板和门锁都比较脆弱的感觉，没有那种防止人撞开门的铁链，要是真碰到悍匪这个门估计起不到任何作用。房间内铺瓷砖，没有地毯，穿一次性拖鞋走时间长了脚后跟儿疼。房间面积不算大，陈设有大床、床头柜、两把圈椅、一张茶几、一张写字台和一个电视柜。“衣柜”是在墙上掏一个洞，可以把衣服挂进去，但是没有门。没有冰箱和minibar，开水壶就放在写字台上，配有两个茶杯和两包袋儿茶。有一次性拖鞋和擦鞋袋，但是没有带鞋油的那种擦鞋海绵，也没有鞋拔子。另外酒店没有洗衣服务，房间里也没有熨斗、保险柜什么的。

 

卧具挺干净的，可以按照客人要求每天更换。房间内没有专门用于放行李箱的架子，好在窗台很宽阔，手提行李那种拉杆箱可以平稳地放在上面呢。窗户很大，一整块儿玻璃的，对面是一间学校的教学楼。房间之间的隔音不是很好，邻居说话看电视能够隐约听到，但是听不清楚，所幸没有夜猫子住在我附近，基本上夜里十一点后就都消停了。

 

洗手间里没有浴缸，只有淋浴。热水供应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剃须刀的插座，也没有大镜子、吹风机、体重称等。其他设施和一次性用品配备比较齐全。

 

负责整理房间的是两位老大妈，慈祥，和蔼。但是有一天我回来，发现浴室的灯罩放在马桶盖儿上，可能是有人换了灯泡忘了装上去了。还有一次，我白天还在房间里，老大妈之一就带了两个装修工人进来丈量浴室（当然是经过我同意的），说是要重新装修了。

 

其他客房服务人员就没有了，这家酒店的老保安什么都干，是位40多岁的先生，不苟言笑，走路慢腾腾，我的台灯坏了，找前台换一个，给我派来了这个保安，面沉似水，一言不发，也许当时他心情不好。因为后来遥控器坏了，又是他给我送来一个新的，这次倒是寒暄了几句，但是感觉还是有距离。

 

另外，这家酒店的电视里点播电视节目、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免费的，宽带上网也是免费的；电话没有打，不知是不是免费，但是入住期间的前几天晚上都有提供“保健服务”的女人给我打电话，每晚三到四次，后来我把电话线拔掉了。

 

酒店有餐厅、商店，在二楼的一翼，比较简陋，和街边小店无异。

 

总体来说一分钱一分货，按照经济型酒店的价格加上这家酒店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性价比很高了。

好久没有坐大飞机了，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感受。

 

往年去上海不是坐A320就是B737，都是中小飞机，在地面上运动时就到处响，摇摇晃晃的，飞起来后也不稳，噪音很大。

 

11月30日去上海，买了上海航空早上第一班航班的票，看到机型是767，觉得没印象，想试试。

 

之所以坐第一班是因为那天是周五，如果乘坐再晚的航班，一定会在北京的早高峰道路上堵很长时间。

 

早上六点从家出发，到机场天还没亮呢，但是上航柜台前已经看到乌泱乌泱的人了，这班飞机是当天经济舱折扣最大的航班，所以经济舱乘客很多，于是我到远处的票务柜台把座位改成了头等舱。

 

上飞机发现767果然很大，因为320和737的头等舱一排4个座位，中间是一条过道儿，这架767的头等舱是6个座位一排，左右两条过道儿，但是每个座位都较320和737稍微窄些，和国际航班上的经济舱座位差不多，不知道后面的经济舱座位有多窄。好在18个座位的头等舱中只有三名乘客，空旷的空间弥补了座位狭小的不足。

 

飞机开动后才体会到，大飞机果然稳当，在地面滑行的感觉就像坐奔驰，减震很好，而坐320、737就像坐夏利时的感觉。767起飞后噪音很小，几乎没什么声音，有点儿像夜间冰箱启动后的那种声音，而且升降、转弯都很平稳。看到这些优点，强烈决定以后要专门选大飞机坐。

 

后来一查才知道，北京飞上海的航班用大飞机的还真不多，绝大多数都是737和320，而且按照我得理解，我坐的这架之所以用了大飞机，是因为上航和汉莎共享代码，这架飞机应该是往返德国的，国内有北京到上海之间这么一段儿。

 

后来从上海去广州，也看到全天只有一班航班用了767，但是因为时间不合适，只好忍痛割爱，最后还是坐320去广州。一路都在念叨767的好儿。

昨天是冬至，至今不知道中国人是何时把农历的24节气和阳历结合起来的，这是一件科学创举，但是没有人宣传其实现者，很遗憾。广东人说冬至在当地是一个重要的家庭团圆的节日。北方现代似乎还没有这种说法，只是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吃顿饺子罢了。不过古代，清朝的时候冬至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皇上每年冬至都要去天坛祭天，仪仗队伍要从太和殿排到永定门去，后来革命了，就把“这咕噜给掐了”，冬至也成了一个平庸的节气。

 

另外冬至的字面意思也被一些朋友所误解，有人理解为“冬天来了”，这种错觉可能和冬至后开始数九有关系。但是冬至的本意是“冬天已经到了极点了”，从天文学上看，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天最短，过了冬至后，北半球的白昼就开始逐渐变长了，所以理论上应该逐渐回暖了。

 

陈道明演过一部水墨画般的节奏舒缓的悬疑剧就叫《冬至》，讲一个银行小职员挪用公款，最后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故事的名字用了《冬至》，寓意很深。

看完了一部50多集的电视剧，题目前面冠以血色浪漫II，实际的名字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讲的是比我们还上一代的北京青年在文革动乱期间和改革开放前后所经历的动荡丰富和失落的人生，其中并没有牵扯到任何政治话题，主人公多是军队大院儿里的子弟，过着生活上无忧无虑、精神上相对空虚的日子，人物的名字都是用王朔小说里的人物名称，里面也多次提到了王朔的作品，并且有一个人物直接影射着冯小刚。

 

电视剧讲了这些年轻男女的成熟历程，在青春萌动的时期、在社会巨变的背景下保持着表面上看是江湖意气，实际上却牢不可破的友情与恋情，把现代人的丰富情感移植到那个封闭的年代，实际上我觉得那时的年轻人本身也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只是被政治重压所掩盖了。戏的后半部分发生在广州，讲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到广州实现发财理想的故事。全剧的最后用具有悬疑色彩的情节再次掀起了高潮，把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进入成熟期的老朋友们又都联系在了一起。

 

电视剧50多集的篇幅实在过长了，很多情节我都是快进着看的。但是她还是一直吸引着我看到了最后。

 

吸引我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是剧中人物的一嘴京腔，以及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北京。不知导演从哪里找来那么多北京话讲得那么好的男女演员，很多北京话的用语都是我们小时候也常用的，这使得我对这部电视剧感到非常亲切。

 

第二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没想到一首儿歌可以用作以爱情为主线的电视剧主题曲，而且贯穿始终。这首儿歌是大家小时候音乐课上都学过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剧中用钢琴、大提琴、小提琴、双簧管等多种乐器，还有童声合唱、童声独唱以及电视剧主人公的独唱（陈羽凡夫妇出演）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反复出现这同一首歌曲，每次都能恰如其分的营造浪漫的氛围。

 

第三是这部电视剧的后半部分几乎可以单独成为一部叫“北京人在广州”，表现了当时北京青年对广州的向往，以及到广州打拚的过程。这次我去广州觉得和北京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30年前广州无疑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了。

 

第四是戏中人物众多，各种性格的人都有，演员形象都很好，或者说都有代表性，演技也十分过硬，看戏的时候经常令人联想起自己的同学和朋友，显得更为亲切，没有距离。

 

第五是戏中的北京外景和人物服装很怀旧，令我想起小时候的北京和生活环境。

 

第六是最后几集的悬疑色彩和主要人物出人意料的结局，颇具王朔小说的风格，吸引人看到了最后。

 

电视剧的缺点是太长了，中部情节有些拖沓，同时，里面用北京话“臭贫”的情节也过多；演员都岁数不小了，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所以前面十几集中他们扮演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不太像。

 

 

西行漫记刚写了三分之一便被迫搁笔，十二月的前两旬应邀前去“南巡”。

 

11月30日一早离开北京，12月21日晚上返回，共22天。其中13天用于工作，其余时间则是独自游历。

 

南巡第一站是上海，主要任务是帮助一位法国大厨讲解法餐做法，当然也借机大饱口福。

 

在上海住的时间比较长，十天九夜，交了新朋友，见了老朋友，吃了上海菜。遗憾的是有场演出没有看成，欣慰的是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把上海博物馆的所有展厅给看了。

 

12月9日飞到广州，接下来的两广港澳之行始终伴随着密集的入住和退房，几乎每天都要换酒店住，酒店全是5星级的，服务比北京和上海好得多得多。在两广的工作氛围非常融洽，各方都非常配合，组团方对我照顾有加，十分周到，因此心存感激，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

 

在两广工作期间，除了广州，还奔赴南宁、湛江，深入田间地头儿，参观了无数糖厂和蔗田，严重勾起了我对在马里糖厂工作的那段青春岁月的回忆。

 

完成两广的工作任务后，我又留下来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游览，重点放在了广州和澳门，收获颇丰！广州是国民革命圣地，还有南越王墓和珠江，在澳门时则在整体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老城徒步走了两天，参加了澳门回归八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而去香港则主要是为了见一见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和从未谋面的老朋友。

 

此次南巡伴随着诸多难忘的经历，照了6个G的数码照片和数码录像，打算利用在京的时间与西行漫记中的见闻一道平行记叙。